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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迈里总统访华趣事
2021/09/06

  (作者简介:秦鸿国 1963年北大研究生班毕业后进外交部工作,同年12月赴我国驻苏丹大使馆工作;曾任中国驻伊拉克使馆随员、中国驻科威特使馆政务参赞、中国驻亚丁总领事、中国驻利比亚大使;在中东工作25年,经历过海湾战争、也门内战等重大事件。)

  苏丹代表团和我们接待人员都下榻在钓鱼台国宾馆7号楼,代表团在二层,我们在一层,大小餐厅也在一层。第二天早餐时,小餐厅为客人准备了牛奶、面包、鸡蛋、果酱、黄油、奶酪及油条、油饼、炸糕、麻花、馓子之类的清真食品。

  尼迈里进餐过程中,提出“有没有夫勒·米苏里?”餐厅厨师和服务圆都闹不懂他说什么,服务员把我叫过去,原来尼迈里要吃蚕豆。

  我在北大学阿拉伯文时,学过“苏丹豆”是花生,在苏丹工作期间又学会“埃及豆”是蚕豆。我也经常看到,阿拉伯人特别喜欢吃蚕豆,尤其是牛羊肉块或肉末焖蚕豆、肉末和西红柿酱油焖蚕豆。他们一手拿着面包或大饼,一手揪一块面包或大饼,蘸捏一些焖软了的蚕豆酱就往嘴里搁,吃得津津有味。

  此时尼迈里要的正是“埃及豆”。遗憾的是,当时厨房没有现成的蚕豆,但答应午饭时给他准备好牛肉焖蚕豆。未曾想尼迈里就喜欢这一口,访华行囊中竟然带了蚕豆罐头。他对我说:“你跟我来!”我随他走出小餐厅直奔二层他的卧室。他总归是年轻军官策动政变上台后的总统,身高体壮,比我高一头,上楼梯时一步迈两个台阶,我紧跟其后,有些上气不接下气。

  到了卧室,他一手提起一个很大很重的皮箱放在桌子上,我看着他打开皮箱,拿出4听蚕豆罐头,大红底色商标,白色蓝边中文大字写着“红焖蚕豆”,彩色图案的右上角写着“清真”二字。

  我笑着对尼迈里说:“这是我们中国的产品!”他哈哈一笑说:“到中国吃中国的食品,天经地义。”他自我解嘲说,“咱们拿一听下去吃,好吗?”我应了一声随他回到小餐厅,请厨师打开罐头加热,暂解当务之急,并嘱咐他们正餐适当准备一些蚕豆配料的美味菜品,早餐吃面包之类的主食时一定准备他偏爱的红焖蚕豆。尼迈里的这一特殊饮食爱好,在他出访外地几个城市时,我都特别提醒和关照了下榻的宾馆。

  这一天的日程安排十分紧张,上午和下午周总理与尼迈里为首的双方官员连续进行座谈,晚10点半简报组才把当天的会谈简报整理完毕。我与机要交通紧急送往外交部打印,以便及时呈送中央相关领导。我记得当晚夜深人静,长安街上的来往车辆已经稀稀疏疏,返回宾馆已是午夜。

  第三天上午,尼迈里一行在军委副主任叶剑英元帅陪同下参观清华大学,钱伟长教授出面接待。我从学生时代就非常敬重革命先辈,对那些身经百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更是崇敬有加,甚至有些崇拜。

  当时我零距离面对叶帅,内心无比高兴和荣耀。当陪同人员把叶帅介绍给尼迈里时,身着军人便装的尼迈里有些手足无措,慌忙立正敬礼,并热情握手问候。叶帅身材魁梧高大,穿着一身普通军人穿的绿色军装,衣领两边佩戴着红领章,军帽上的红五星格外耀眼。他戴着一副白边眼镜,自始至终很少说话。

  在一个十分简陋的临时会议室里,大家坐在课堂里常见的桌椅板凳周围,“文革”中刚刚复出工作尚未恢复职务的钱伟长,只能以教授的名义接待一位来访的外国元首。他给客人们简单介绍了清华的情况,一起参观了图片展,然后走向校园。

  当参观该大学教学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学生自己研发和制作的重型卡车时,坦克兵出身的尼迈里突发奇想,兴致勃勃地登上卡车驾驶室,想试开一下卡车,当众显露一下自己的身手,不料挂挡后却打不着火。解说员赶紧上前解释:“对不起,这是展品样车,卡车开到此处停放之后,电瓶已经被拆掉了。”尼迈里面对窘境,只好扫兴地跳下了车。叶帅和陪同人员淡淡地笑了一笑,都有些不好意思。

▨ 1977年6月6日,华国锋到机场迎接苏丹民主共和国总统加法尔·穆罕默德·尼迈里。

  根据日程的安排,当晚董必武代主席和姬鹏飞代外长陪同尼迈里等苏丹外宾在政协礼堂观看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我坐在尼迈里后边,为尼迈里一左一右的两位中方领导人做翻译。

  令人深感意外的是,扮演杨子荣的演员在“打虎上山”一场戏中出了明显纰漏。我刚刚向尼迈里简单说明了剧情,正在介绍杨子荣精神抖擞,骑马上山,手中挥舞自如的是马鞭……恰在此时,杨子荣扬手猛抽鞭子,鞭子居然脱手而出,而甩在不远处的舞台上,他快步走过去捡起来接着演。

  董老和姬部长当时偷偷一笑,未做任何表示。然而看得十分认真的尼迈里回头问我:“怎么啦?”我想他未必看出了什么破绽,即使有所觉察,也不影响该剧的主旨和全局,于是我便敷衍了一句:“没有什么。”

  我当时想,全国上下正在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各条战线的正常工作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演员久疏排练和舞台演出,偶尔出现一些失误,也可以理解。不过,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一年之内我陪同两个外国代表团看戏,竟然两场戏都遇到了意外笑场的发生。

▨ 《刘海砍樵》剧照

  头一年11月,我从五七干校临时调回北京陪同一个阿拉伯代表团访华。前往湖南参观访问时,在长沙招待代表团观看湖南花鼓戏《刘海砍樵》。

  刘海一身短打扮,脚蹬草鞋,头戴斗笠,两袖挽上臂,左肩扛着扁担、砍刀和绳索,随着锣鼓和乐曲声一上台亮相,台下的观众不但没有掌声,反而哄堂大笑。开始时我还诧异,外宾也觉得奇怪,不知所以然。

  接着我仔细一看,才发现扮演刘海的演员左手腕戴着手表,高抬着左手臂,手表显露无疑。演员有些心慌,纳闷不已,硬着头皮往下演,走台一圈的过程中才觉察到笑场的原因,遂急忙走向后台,摘下手表重新上台,继续演出。

  我注意观察,几位外宾似乎仍然蒙在鼓里,无一人看出破绽,好像一阵莫名其妙的笑声过后一切依旧。或许他们尚未弄清该剧目的时代背景,觉得演员戴着手表也不足为奇。不过作为一场招待外宾的演出,发生如此低级的失误实在不应该,还不是演员舞台表演动作不慎失手,而是演员职业操守不够严谨和舞台监督责任不到位所致。我作为随团的翻译,虽然无须多言或解释,但面对外宾我内心深感愧疚和不安,总觉得这是一个遗憾。

  看完京剧《智取威虎山》的当晚,我们返回驻地时已经晚上10点多钟了。接待组照例召开碰头会,总结一天的各项活动和存在的问题,同时布置第二天的工作和分工。

  在会上我正式得知,上午周总理带领另一套接待班子前往机场,迎接南也门人民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鲁巴伊率团来访,并安排下榻在钓鱼台国宾馆8号楼,与苏丹代表团入住的7号楼正对面。周总理索性提前两天住进4号楼,在精心料理国内外重大事务的同时,就近应对两个国家元首的访问,直接掌管两套接待班子的工作,以确保两个重要访问同样取得圆满成功。

  当时我默默在想,如此情况下周总理需要多方思考和操劳,超负荷的工作,每日的工作需要周密安排,穿插有序,才能忙中不乱,应对自如。这在当年“文化大革命”特殊的环境里,要想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做到这种程度,必须付出成倍的精力和心血。

  这天夜晚,苏丹代表团也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草拟尼迈里总统访华新闻公报的中方小组,当日中午把草稿送交周总理审定,然后快速翻译成阿拉伯文,晚饭前转交给代表团。代表团全体成员不愿舍弃观看京剧现代样板戏的机会,看戏后才与尼迈里讨论文稿内容和文字措辞,连夜斟酌、充实和润色。因为次日上午9时将飞赴上海参观访问,他们不得不加班加点,挑灯夜战。

  根据第四天的日程和头一天碰头会的安排,我们接待人员早7点半已经吃完早饭,准备行装,可外宾却毫无动静。我与礼宾组的同事上二层客房逐个敲门,房中皆无人影。头一天值夜班的服务员告诉我们,外宾昨夜在客厅开了一夜的会。

  我们推开会客厅的门时,才发现代表团除尼迈里总统之外,所有成员连同瓦哈布大使一起,都横躺竖卧睡在客厅里,草拟新闻公报的稿纸散落了一地。

  睡眼朦胧的瓦哈布大使扶了一扶眼镜解释说:“我们对草拟新闻公报没有经验,还有些眼高手低,有人主张尊重中方的建议稿,有人主张增加内容,一时间难以达成一致意见,结果众人你一句我一句,试图草拟一个包罗万象的文本,但多次尝试都不满意,纸张浪费了不少。直至凌晨3点多钟,大家困倦不支,最后还是决定尊重中方的原稿,只是略有增添和文字改动。”

  目睹客厅里的这种景象我并不奇怪,因为我随团出访或接待外国代表团来访时,曾多次经历过类似情况。整天的日程忙碌完后,往往在夜晚组织内部讨论和总结,草拟简报或电报,翻译公报或协议,除了几个人执笔之外,其他人也陪伴到底,不到最后定稿无人离开,以至不少人支撑不住,纷纷就地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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